魏晉南北朝謚法制度研究

中國社會科學院戴衛(wèi)紅主持完成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魏晉南北朝謚法制度研究”（項目批準號為：12BZS027），最終成果為同名專著。

謚號是古人死后的一種特殊名號。古代帝王、諸侯、高官大臣死后，朝廷根據(jù)他們的生平行為，給予一個稱號，這就是謚或謚號。由于它是名字之后新增的稱呼，因此在字形上寫作“謚”。歷代相沿形成的有關(guān)給謚的一套規(guī)定和法則，就是謚法。由于謚號是對死者一生德行的正式評價，關(guān)系死者的毀譽榮辱，也關(guān)系社會對其本人及子孫的看法，故極受社會的重視，所謂“生有名，死有謚。名乃生者之辨，謚乃死者之辨”。謚法是維護封建等級制度的工具，對古代社會政治等級制度及官僚制度的發(fā)展有著不容忽視的作用。

謚法在中國古代是一門顯學，學者們撰寫了很多著作，其中，產(chǎn)生時代最早、影響最深、最為經(jīng)典的文獻為《逸周書·謚法解》。之后各個朝代關(guān)于謚法的著述時有出現(xiàn),宋、明、清代的謚法著作，蔚為大觀。但是,自清末以來,人們幾乎停止了對謚法的研究與探討。

目前專門研究謚法、在學術(shù)界影響頗大的僅有蘭州大學汪受寬教授的《謚法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一書。學術(shù)界對于謚法的研究在不斷地深化,取得了較大的成果,從而使人們對中國古代的謚法有了一定的了解。但是,當前謚法研究仍然存在一些不足,主要表現(xiàn)為：（1）和其他學術(shù)領(lǐng)域相比較,學人對于謚法這個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組成部分還不夠十分重視,不能讓更多的人認識到謚法在中國古代社會中的重要性。（2）對于不同朝代謚法對當時社會產(chǎn)生影響的研究還不夠深入具體；而社會制度、社會風氣對謚法制度變化的影響也沒有深入探討。（3）謚法制度的斷代研究分布不均，上文提到的關(guān)于謚法的起源、“生稱謚”、謚法文獻《謚法解》等的研究多集中在先秦時代，其他斷代的謚法制度的研究還很薄弱，尤其是魏晉南北朝時期的謚法制度的研究，基本上只有單篇論文研究具體、個別的問題。

而魏晉南北朝時期，禮學家輩出，喪禮學興盛，禮學專著大量涌現(xiàn)。在這樣的禮學繁盛的大背景下，社會上涌現(xiàn)出一批謚法專著，這些著作以謚法解和謚號分類匯編為多，著重于對《逸周書·謚法解》的謚號用字進行評注、考據(jù)，輯錄帝王將相名臣的謚號，魏晉南北朝時期的謚法文獻對宋代謚法影響仍極大。宋朝最為著名的《編定六家謚法》20卷，編纂于宋仁宗嘉祐年間。所謂六家謚法指《周公謚法》、杜預《春秋謚法》、佚名《廣謚》、沈約《謚例》、賀琛《新謚法》及扈蒙《謚法》。而其中的《春秋謚法》《廣謚》《謚例》《新謚法》四家謚法都是在魏晉南北朝時期編纂而成的。但是很可惜的是，這些著作到宋代時，基本已經(jīng)亡佚。而搜輯殘存在現(xiàn)今古籍中的魏晉南北朝時期謚法著作的片段，是我們了解魏晉南北朝謚法制度的重要資料。

而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吐魯番出土的文書，保存了《謚法》殘本。通過對出土《謚法》殘本與現(xiàn)在流傳的傳世文獻對照，可以清楚地看出魏晉南北朝時期學者對《謚法》的闡釋和增廣。另外，墓志中也留下來很多關(guān)于魏晉南北朝時期謚號刻寫的第一手材料。墓志主人死后，家人或下屬向朝廷請謚，朝廷議謚畢后，將謚號賜給喪家，在喪禮中使用。但是墓主家到京城的距離有遠有近，若路程遙遠，來不及在下葬的時候?qū)⒅u號刻在墓志銘之上。因此，這便直接導致了喪主墓志銘上謚號的空刻。另外，在現(xiàn)實的刻寫條件下，刻石的版面、喪主墓志的長短、刻工的排版以及墓主家人為尊者諱以及朝廷重新追贈美謚、復謚等因素，尤其是墓主家人為尊者諱以及朝廷重新追贈美謚、復謚，可能會導致墓志中的謚號與史書中的記載不同。這為我們動態(tài)地認識謚法制度在當時現(xiàn)實社會的作用、特點提供了寶貴的一手材料。

從兩漢到魏晉南北朝時期，皇帝和皇后妃嬪、隱逸人物在謚號用字、字數(shù)和謚法制度等方面發(fā)生了重要變化。從劉邦之子劉盈開始，謚號以復謚為主，且第一個字都用“孝”字，而魏晉南朝皇帝的謚號以單謚為主，十六國北朝皇帝的謚號以復謚為主，具有很強的獨立區(qū)別標識意義。魏晉南北朝時期，帝王謚法的禮儀范式日漸繁縟，亦愈加制度化，但是群臣謚議、南郊告謚、題謚于神主之背等主要儀式并沒有改變。

從《公羊傳》《白虎通》《春秋釋例》《通典》的討論來看，從先秦、漢代到唐代，對婦人的謚法有很多討論。漢代以來，如無特殊情況，皇后皆有謚制度化。漢初的皇后依然遵循“婦人無外行，不另給謚”的原則，隨夫謚而稱，如漢高祖謚“高”皇帝，呂后稱“高”皇后。而別擬謚成為魏晉南北朝時期皇后給謚的一個主流形式，也引發(fā)人們逐漸對后妃謚字解意的重視。賀琛《新謚法》就分為三卷，其中婦人獨有一卷，這是中國古代謚法制度中前所未有之創(chuàng)舉。在皇后謚法的禮儀中，對于逝去的皇后在謚號未定之前，稱為“大行皇后”，到唐太宗長孫皇后的謚冊中不稱其為“大行皇后”，而改稱“皇后長孫氏”�；屎笈c帝王謚號取得的地點最大不同在于，“天子謚成于郊，后妃謚成于廟”，這一點一直影響到后世皇后謚法的禮儀�；屎笾u字中，“宣”“恭”“昭”“德”“懿”“穆”“獻”等經(jīng)常使用。

從傳世文獻和出土墓志來看，南朝公主得謚的記載多于北朝。公主得謚有的是在死后葬時贈謚，有的是在死后經(jīng)年，其父、兄得到皇位后追謚的。公主的謚號用字，包括懿、哀獻、悼、愍、宣、恭、獻、昭、德、哀、康、惠、貞、康哀、憲、恭、穆、獻懷，其中，懿、悼、穆、昭、宣等字多用。在這些公主的謚號中，多為單字謚，雙字謚只占少數(shù)。

太子是中國古代帝王的法定繼承人的稱謂。先秦時期，“有爵則有謚”是給謚的主要原則之一，而“太子”是沒有爵位的，而且太子也無功業(yè)外行，因此，關(guān)于太子謚號的有無，先秦以來便是討論的焦點之一。孫吳宣（明）太子孫登、西晉愍懷太子司馬遹、南齊文惠太子蕭長懋、蕭梁昭明太子蕭統(tǒng)、蕭梁哀太子蕭大器、蕭梁愍懷太子蕭方矩、北魏景穆太子拓跋晃七位太子得謚及其謚字來看，太子在未取得皇位之前便去世，或死于政治斗爭，或死于國難；西晉愍懷太子司馬遹、蕭梁哀太子蕭大器、蕭梁愍懷太子蕭方矩是在死后一段時間后追謚的，而其余四人是在死后馬上得到賜謚。除蕭大器的謚號“哀”，為單字謚，孫登“宣（明）”不能確定為雙字或單字時外，其余五人均為雙字謚。而且，他們的謚號用字與生前行跡相符合，基本上得到的均是美謚。

而東晉禮學家賀循在世子是否賜謚上，認為不僅是看其年齡，而且主要看其是否有“功行”，這與立“謚”本意相符合。

宗室成員獲得謚號，從程序上看，也要經(jīng)過請謚、議謚、賜謚等程序，曹魏、孫吳、兩晉對待宗室態(tài)度不同，從而導致對待宗室死后的喪禮及贈謚全然不同。而從馮誕、獨孤信這兩位位高權(quán)重的外戚死后的謚號來看，皇權(quán)在謚號的賜予、謚字的美惡上起著決定性的作用。

魏晉南北朝時期，隱逸的謚法得謚途徑分為兩類：一類是門生親故私謚，另一類是請謚朝廷而賜予。他們的謚號字數(shù)基本上為雙字復謚，后綴以“+先生”或“+處士”；謚號用字多是與“文”“貞”“玄”“德”組合的復合詞，與他們才學精深、德行高尚、聲名卓著的德行與修業(yè)密切相關(guān)。唐宋以來無爵者稱子、朝廷賜養(yǎng)德丘園、聲實明著者謚先生的法令規(guī)定，實來源于魏晉南北朝時期。

謚法雖然是禮制的一部分，但它作為統(tǒng)治者籠絡(luò)、鼓勵廣大官吏的重要手段，在社會政治等級結(jié)構(gòu)中有著特殊的意義，是官僚制度的一個重要環(huán)節(jié)，學術(shù)界對于謚法對當時官僚制度產(chǎn)生影響的研究還不夠深入具體；而官僚制度的發(fā)展對謚法制度變化的影響也沒有被重視。魏晉南北朝時期是謚法制度發(fā)展變化的一個重要時期，尤其是此時百官的謚號發(fā)生了很大的轉(zhuǎn)變，而以往的研究仍有所缺省。該成果還從三個主要方面探討魏晉南北朝時期官員的謚號和謚法。

第一，生前無爵者死后也可有謚。對此，汪受寬先生已有所論及，他認為曹魏謚法的改革對“有爵則有謚”的古制進行了第一次沖擊，進而指出晉元帝所定百官給謚的規(guī)定對后代影響很大。但其討論沒有展開，筆者認為這一變化與魏晉南北朝時期的爵制變化息息相關(guān)，仍有深入探討的余地。兩漢時期對百官給謚資格有嚴格的規(guī)定，百官有爵為侯伯則給謚，否則得不到謚號。隨著官僚制度的發(fā)展，魏晉南北朝時期官員的謚法和謚號發(fā)生了變化。得謚官員身份上發(fā)生了重大轉(zhuǎn)變，魏晉之際結(jié)合爵位和現(xiàn)實功行（官品在五品及其以上）決定百官謚號的規(guī)定，取消了那些僅靠父蔭為爵者得謚的權(quán)利，對“有爵則有謚”的古制是一種沖擊。兩晉南北朝時期得謚官員的身份也發(fā)生了變化，不僅生前有爵的官員可以得到謚號，生前無爵的官員死后也能得謚，這是中國古代官員謚法的一個重大變化。這一變化與魏晉南北朝時期爵制變化息息相關(guān)。實際的賜謚中，官員生前在職的功勞、德行更大程度地影響著得謚與否及其謚號的好惡。

第二，魏晉南北朝時期官員謚號用字以單謚和美謚為主。魏晉南北朝時期社會風氣雖以復謚為美，但實際評謚過程中官員謚號以單謚為主。謚號用字上絕大多數(shù)為美謚或平謚，惡謚極少。由于現(xiàn)實評議的需要，采用了《逸周書·謚法解》篇中所沒有的謚號用字，但學者對《謚法解》或注釋、或推演、或增補，這些謚號用字仍可能有本可依。

第三是兩漢時期，謚法主要由禮官大鴻臚卿負責。隨著官僚制度的發(fā)展，兩晉南朝時期在百官給謚程序中，尚書省官員參加了百官給謚程序中“議謚”這一環(huán)節(jié)。北魏官員謚號的實際評議過程中，尚書省負責審核行狀的真?zhèn)�，確定行狀的記載與考簿的記載一致之后，將行狀交由太常寺，太常卿、太常博士根據(jù)行狀評議此人的謚號；當官員的謚號與其生前考課行跡不一致時，尚書省的官員依照官員生前的考課行跡，對禮官評議的謚號進行駁議，這一點直接影響了唐代的相關(guān)制度。

該成果注重考古資料與傳世文獻的結(jié)合。

第一，通過與現(xiàn)存的謚法文獻對照，對吐魯番文書中發(fā)現(xiàn)的高昌時期的《謚法》殘本進行復原研究，指出這份《謚法》殘本中出現(xiàn)了已經(jīng)失傳的謚字。因此，吐魯番《謚法》殘本應是魏晉南北朝時期各家對《謚法》進行增廣、闡釋的產(chǎn)物。三個高昌王謚號的謚字和字數(shù)，與十六國北朝帝王謚號有相合之處，結(jié)合高昌地區(qū)與北魏、北齊等王朝儒學交流頻繁的史實，可以推定這份高昌時期的《謚法》殘本應是從北朝政權(quán)流傳至高昌地區(qū)的。

第二，在大量搜集魏晉南北朝時期墓志中的謚號資料的基礎(chǔ)上，概括出這一時期墓志謚號的刻寫呈現(xiàn)出以下九種情況：一是墓志主人題名中有謚號，墓志結(jié)尾處出現(xiàn)謚號，有的將議謚程序中的話語都刻寫出來；二是雖墓志題名無謚，結(jié)尾寫明謚號；三是墓志開頭列謚，文中不再提及謚號；四是墓主在史書中有謚，墓志中卻無謚；五是墓主在史書中無謚，墓志中有謚；六是謚號的空刻、補刻；七是有追贈官，但無謚號；八是史書與墓志中謚號的記載相同和不同；九是本人墓志中提及父祖謚號，與史書所載或相照應或補充。并將墓志資料與正史本傳中的謚號相結(jié)合，考察魏晉南北朝時期謚法的特點和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