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擁軍：建構中國自主的檔案學知識體系

作者：徐擁軍，系中國人民大學信息資源管理學院教授

【建構中國自主知識體系】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加快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歸根結底是建構中國自主的知識體系�！薄爸袊�特色”是“中國自主”的前提和基礎，沒有“特色”就無從走向“自主”；“中國自主”是“中國特色”的內核和目的，沒有“自主”就無以充分彰顯“特色”。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建構中國自主的知識體系的重要論述，為推動新時代哲學社會科學繁榮發(fā)展指明了前進方向，也為中國檔案學的繁榮發(fā)展提供了根本遵循。

智識基礎：本土思想資源孕育中國特色檔案學

中國特色檔案學是新中國成立后，為鞏固新興政權、服務國家經濟社會發(fā)展、指導檔案實踐而形成的一門獨立且漸趨成熟的學科。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蘊涵的思想精髓、中華悠久歷史沉淀的智慧經驗、中國實際問題呈現(xiàn)的邏輯規(guī)律，為中國特色檔案學的形成提供了豐厚本土思想資源。

中華文化的歷史有多久遠，檔案的歷史就有多久遠。進入文明時代后，甲骨、金石、簡牘、縑帛、紙質等檔案相繼出現(xiàn)，構成中華民族古老文明的光輝明證。檔案是文化的產物，文化的沿襲形塑了中國檔案學的學術表達方式，歷經數(shù)千年傳承，為中國特色檔案學的知識框架和研究內容做了鋪陳。例如，中國歷代政權為鞏固統(tǒng)治、傳承文化而記注和保管典籍，形成了早期的文書檔案，對文書檔案內容的研究構成了古代檔案學術的核心，呈現(xiàn)出“資政存史育人”及“經世濟用”的學術旨趣并沿襲至今。

中華民族的悠久歷史涵養(yǎng)了中國檔案學的學術厚度。中國古代檔案思想源于先賢對歷史的溫情與敬意，與中國古代歷史文獻學思想相輔相成。中國近代檔案思想脫胎于近代機關文書檔案改革和明清檔案整理，以及西方圖書館學的引入。中國近代檔案學人堅持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在借鑒西方學術范式的同時，從中國檔案傳統(tǒng)中繼承核心知識。中國共產黨把檔案工作視為一項利國利民、惠及千秋萬代的崇高事業(yè)，在開展檔案工作的過程中總結經驗、認識規(guī)律、延續(xù)歷史。周恩來同志曾提出，檔案工作者應該向司馬遷學習，利用檔案，研究歷史。中國特色檔案學的保管、保護、管理、利用、鑒定思想，均可在歷史中找到影子。

中國特色檔案學根植于中國深厚的檔案實踐土壤，所涵蓋的基本范疇和核心命題，不僅有別于西方語境下的檔案學話語表達，也有別于其他信息學科、管理學科的學科傳統(tǒng)。例如，我國檔案學人對檔案自然形成規(guī)律的提煉，源于對檔案運動周期的深刻認知，衍生出有別于西方的檔案生命周期理論雛形；對檔案管理體制機制、基本原則、核心環(huán)節(jié)的設計，是基于中國特色檔案事業(yè)管理經驗而獨創(chuàng)的檔案工作新型管理體系；中國檔案學特有學科分支的建構，與中國自古以來“以檔修史”的傳統(tǒng)和新中國成立后重視生產、科技的社會實際密不可分。這些命題構成了中國特色檔案學獨特的話語體系。

知識框架：契合中國實際的“檔案階段”

本土思想資源滋養(yǎng)的中國特色檔案學，形成了有別于西方的檔案學知識框架。檔案生命周期的“中端”與“終端”作為契合中國實際的“檔案階段”，構成中國特色檔案學的知識框架。

西方檔案學多關注檔案生命周期的“終端”，在一定程度上表征為對于“公共檔案館學”的研究偏向。溯源歷史以究其原因，一方面，法國大革命催生了世界上第一個具有近代意義的國家檔案館。在此背景下，西方檔案學逐漸由以“古文書學與管理實務”為支撐的前科學階段，邁入以“來源原則”為統(tǒng)領的常規(guī)科學階段。公共檔案館的建立、定位、職能等便成為其研究焦點。另一方面，在古典檔案學時期，英國檔案學者詹金遜基于“來源原則”與“行政官員決定論”，認為不偏不倚地守護作為證據(jù)的“館藏檔案”是檔案工作者的神圣使命；在現(xiàn)代檔案學時期，美國檔案學者謝倫伯格對廣義的檔案概念進行范疇縮定，進一步明確了“公共檔案”的雙重價值，在一定程度上鞏固了西方檔案學的學術傳統(tǒng)。

中國特色檔案學多關注檔案生命周期的“中端”與“終端”，其知識框架由此表征為契合中國實際的“檔案階段”。立足于文書檔案產生并服務于官方機構的現(xiàn)實情境與需求，中國古代檔案學將文書發(fā)布、運轉、保存與編纂等納入其“觀察范疇”，這為中國特色檔案學知識框架的鋪設與成型奠定了歷史基礎。到了近代，受文書檔案改革運動的影響，“公共檔案館”前端的“機關檔案室”被納入研究重要范疇。由此，從歷時性視角看，我國檔案學知識框架相比于同期西方更為“前置”，檔案生命周期的半現(xiàn)行階段亦被囊括其中，這又衍生了中國特有的“歸檔”理念與實踐。到了現(xiàn)代，我國檔案界進一步將檔案形成與運動過程劃分為“文書部門階段”“檔案室階段”“檔案館階段”，豐富了中國特色檔案學的知識框架。

研究內容：彰顯中國風格的“分支學科”

相較于國外相關研究的經驗化與分散化，我國的“檔案文獻編纂”與“科技檔案管理”因對接了中國文化、中國歷史、中國實際而具備充分的學理性與系統(tǒng)性，成為彰顯中國風格的檔案學特色分支學科。

檔案文獻編纂學。自古以來，我國就有整理檔案、編史修志的歷史傳統(tǒng)。封建社會官方主體的介入更是使檔案文獻編纂成為一種常態(tài)化的社會傳統(tǒng)，以此來宣揚政績、鞏固權力、強化統(tǒng)治。及至近代，史學研究的蓬勃發(fā)展鞏固了檔案文獻編纂的重要地位，更是一度催生了著名的明清檔案整理運動。歷史上“以檔修史”的文化基因代代相傳、不斷深化，于新中國成立之初匯聚成型，以“分支學科”的形式獲得廣泛社會認可。繼承中國古代檔案學“強調編纂整理、內容詮釋以及思想傳播”的學術特質，汲取我國不同時期相關實踐形成的理念與方法，我國檔案文獻編纂學在建設過程中帶有強烈的中國特色。直至今日，孔子的“述而不作”、劉向劉歆的“廣羅異本、仔細�？薄�、章學誠的“比次之法”等思想精髓仍在檔案學知識版圖上熠熠生輝。

科技檔案管理學�！翱萍紮n案”作為一個極具中國特色的概念名詞，在我國已有六十余年的發(fā)展歷史。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隨著大規(guī)模工業(yè)化建設，記錄“生產建設與科學實驗”的檔案大量產生，我國企事業(yè)單位專門建立“技術資料室”，以對其進行科學管理。1959年大連召開的技術檔案工作現(xiàn)場會議，標志著國家規(guī)模的科技檔案工作開始形成。1962年，中國人民大學歷史檔案系出版《技術檔案管理學》，表明該分支學科初步體系化成型。縱觀其發(fā)展歷程，可以發(fā)現(xiàn)，科技檔案管理學是由中國實踐促發(fā)、由中國理論闡釋的標志性知識成果。圍繞項目、課題、工程或產品等客體管理的“成套性”思想所衍生出的“主客體全宗理論”成為我國檔案學界對于既有“全宗理論”的特色貢獻。相比西方傾向于以形成來源（社會實踐主體）認知并管理檔案的思維范式，科技檔案管理學著眼于檔案既有內容及特點（社會實踐客體）的內在邏輯，打破了西方檔案學話語的主導模式。

自主取向：中國特色檔案學的創(chuàng)新發(fā)展路徑

挖掘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中蘊藏著豐富的檔案保管、保護、收藏、編纂思想。如為昌盛文化，孔子刪述“六經”、司馬遷編纂史著；為傳承文脈、保藏典籍，西周時期將檔案“藏于金匱、登于天府”，漢朝設石渠閣“藏入關所得秦之圖籍”，明朝建皇史宬專管帝王文書及王朝世系。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蘊藏的檔案思想，為發(fā)展具有民族基因、文化根基的中國特色檔案學知識體系提供了不竭的思想智慧。

汲取中國歷史經驗。歷史上的思想遺產和經驗教訓為全面梳理中國檔案學的學術傳統(tǒng)提供鏡鑒。歷朝歷代設史官、建史館、編史書、撰史著，這些都是檔案現(xiàn)象的早期形態(tài)。對這些現(xiàn)象的提煉凝結成了中國古代檔案思想�！爸袊�古代檔案學研究成果散落于朝廷規(guī)章制度、法律條文、官員奏疏以及官府來往文書之中，也散落在學者考據(jù)筆記、學術著作以及類書之中”。這些典籍蘊藏著古人的檔案觀，是建構檔案學自主知識體系的源頭活水。

直面中國實際問題。檔案學是一門實踐性科學，建構中國特色檔案學自主知識體系要具有“實踐自覺”和“實踐取向”。檔案學人要深入掌握和總結中國檔案管理實踐經驗，學理化闡發(fā)中國特色檔案學的實踐邏輯，厘清中國檔案管理實踐與國家政治、經濟、文化、技術變革之間的關聯(lián)，從問題出發(fā)，建構符合中國實際的檔案學自主知識體系。

堅持原創(chuàng)性。建構檔案學自主知識體系，需以高度的方法論自覺處理好本土與外來、傳統(tǒng)與現(xiàn)在、守正與創(chuàng)新的關系。在借鑒西方檔案理論與實踐的同時，基于本土檔案理論經驗和管理實踐充實中國特色檔案學的知識框架；從傳統(tǒng)和現(xiàn)實中提煉能夠解釋中國檔案現(xiàn)象的標志性概念，深刻闡釋中國檔案學人原創(chuàng)的檔案理論內容；在堅守檔案學學科內涵、學科品格的基礎上，真正實現(xiàn)檔案學的知識創(chuàng)新、理論創(chuàng)新、方法創(chuàng)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