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之際：詩人心態(tài)與詩歌走向

西北師范大學張兵主持完成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明清之際：詩人心態(tài)與詩歌走向”（項目批準號為：12BZW050），最終成果為同名專著。課題組成員有：張毓洲、王小恒、冉耀斌、武云清、包建強、邱林山、羅茜。

一  研究的目的和意義

“明清之際”是一個連續(xù)的時間整體，但也是一個不太確切的跨時代的歷史概念，我們討論的范圍大致上推至晚明的萬歷時期，下延到清初的康熙時期，約計100多年的時間。這是中國歷史上一個獨特而重要的歷史階段，強盛一時的明王朝開始走向腐朽、衰落，與之相應，偏隅東北覬覦中原的滿洲政權正在悄然崛起，且憑借其軍事優(yōu)勢，又借助農民起義的風暴，最終一統(tǒng)天下，取明王朝而代之。明王朝的滅亡，強烈震撼了士人的心靈，使士人心態(tài)異常復雜。朝代更迭，何去何從是擺在他們面前且必須回答的大問題，而在清王朝政權漸趨鞏固時，迭次興起的旨在鎮(zhèn)壓漢族文士反抗的嚴酷案獄，又異常猛烈地摧殘著文士的心靈，他們對此也必須做出回應，因為他們是特定歷史坐標上出現的特殊群體。

專門以“明清之際”為話題的研究也引起學者的廣泛關注，如何冠彪、趙園、朱麗霞等都有專著問世，而論著中涉及“明清之際”的學者則更多，早期有孟森、鄧之誠、謝國楨等，近來有先師嚴迪昌先生、謝正光、夏咸淳、左東嶺、蔣寅、張仲謀、何宗美、周明初、孔定芳、李瑄、白一謹等，其中不少論及詩人心態(tài)、詩風流變等重要的詩學問題。對此問題的研究成就突出者前有鄧之誠先生，他的《清詩紀事初編》對明末清初的文人心態(tài)及詩歌走向等相關問題做了深入而細致的爬梳考證；后者當屬嚴迪昌先生，他在《心態(tài)與生態(tài)》一文談到要讀懂中國古典詩詞，把握文學生態(tài)極其重要，因為讀詩從某種意義上應理解為讀人，即“‘士人’們曾經置身的特定歷史人文生態(tài)，以及他們各自的心靈軌跡”。同時生態(tài)和心態(tài)有辯證關系：“生態(tài)的考辨似尤重要，因生態(tài)即生存、生活狀態(tài)的把握，隱性的甚而曲深的心態(tài)每易迎刃得解。把握心態(tài)，甚有賴于生態(tài)的審辨�！彼�的《清詩史》即對詩人心態(tài)的審視尤為關注，在剖析詩人心態(tài)的基礎上，進而辨析和把握清詩發(fā)展過程中諸種詩風、詩群之構成以及詩人們各自的流變分合與歷史地位。關于明清之際歷史大背景下的詩人心態(tài)和詩歌走向的相關研究，前輩學者及其他一些研究者也做過一定的工作，其中某些觀點精辟深刻，見解獨到，令人耳目一新，但該課題的研究是一個龐大復雜且內容異常繁富的系統(tǒng)工程，還有大量研究者未曾涉及的研究層面，留下了許多值得發(fā)掘和探討的空間。同時，現有對此課題相關問題的研究往往零散而不成系統(tǒng)，多是就某些具體問題有感而發(fā)，缺少專門深入的探討。不過，近年來出現的不少探討文人心態(tài)或詩歌走向的專著，對此問題的研究時有深化，可為我們的探索提供重要的啟示和借鑒。在以前的研究中，“明清之際”作為一個歷史概念，研究其事件、人物，探究原因及其影響者比較多，這種對歷史真相的揭示，有助于正確把握歷史本真。而對作為此特定歷史條件下活躍于詩壇的詩人心態(tài)及詩歌走向的關注卻很不夠，我們將集中討論這一問題。

二  成果的主要內容

明清文學研究，尤其是明清文學中的詩文研究是整個中國古代文學研究領域的薄弱環(huán)節(jié)。對于明清詩歌的研究，除了詩人詩作的個案研究和對詩歌流變史程的宏觀研究外，從歷史文化學、文化心理學和文藝生態(tài)學視角切入，以明清之際作為歷史文化背景，系統(tǒng)考察詩歌轉型的整體趨勢和真實細節(jié)，探討詩人心態(tài)，梳理詩歌內部規(guī)律，多角度闡釋明清詩歌轉型與時代環(huán)境的關系，多層次描述明清詩歌轉型的過程和面貌，乃至明末清初文學與文化的內在聯系與影響，揭示明清詩歌發(fā)展與演變的文化機制，并探求其負面效應，將會取得相當水平的學術成果。

具體而言，該成果主要包括以下四個方面的內容。

一是晚明詩人心態(tài)的復雜性與詩歌風格的多樣化。晚明是一個大時代，各種因素、各種矛盾交織在一起，受此激發(fā)，士人心態(tài)十分復雜，詩歌創(chuàng)作也呈現出多樣化趨勢。比較而言，晚明社會政治環(huán)境相對寬松，社會思潮、文藝思想流派紛呈，詩壇也異常活躍，詩人有較自由的生存和生活空間，能夠暢所欲言，抒寫心志，但身處末世的憂患和朝政腐敗的現實，造成他們心態(tài)的矛盾性和復雜性。雖然這一時段的詩歌內容不及清初繁富，但詩歌風格則呈現多樣化的趨勢。當我們梳理晚明詩人心態(tài)及詩歌走向時，三個在當時產生過普遍影響的詩歌流派進入了我們的視野，即以“公安三袁”為代表的公安派，以鐘惺、譚元春為代表的竟陵派和以陳子龍、李雯、宋征輿為代表的云間派�！肮�安三袁”的吏隱心態(tài)，竟陵詩人的末世心態(tài)，“云間三子”的心靈掙扎，這三個詩派的心態(tài)走向足以代表整個晚明時期士人階層具有普遍性的心態(tài)表現。這三種負載不同心態(tài)的詩人群體，仿佛三部樂曲，隨著歷史的推進，各自領起一個階段，而其心態(tài)，雖均為末世色調，然而其“渲染”卻頗有層次。

二是清初詩人群體的各種復雜心態(tài)。清初詩人群體大致可分三類：遺民、貳臣和國朝詩人。從社會政治、歷史環(huán)境、文化氛圍、傳統(tǒng)觀念和自身修養(yǎng)等方面考察不同群體詩人的構成和心路歷程及前后期詩歌創(chuàng)作的變化，可以勾勒出清初詩風流變的軌跡與轉型過程。

清初遺民詩群是一個以明清易代為契機在社會大轉型中毅然崛起的詩人群體，也是一個體量龐大的詩人群體。明亡清興所激發(fā)的士人內心所固有的忠君愛國思想是這個詩群的信念支撐和凝聚力量，政治立場是群體存在的象征。群體的構成以地域為紐帶，以各地著名遺民詩人為領袖的地域亞詩群是清初遺民詩群構成的基本單元。顧炎武、王夫之、黃宗羲、傅山、屈大均、王弘撰、方以智、錢澄之、方文、杜濬、徐枋、申涵光、閻爾梅、徐夜、張爾岐等，既是各自所在亞詩群的領袖，也是清初遺民詩群的中堅。作為明清易代之際的特殊群體，清初遺民詩人有著極其復雜的心路歷程，其心態(tài)呈現也極為多元，大體可以歸納為恥事新朝、志在恢復的烈士心態(tài)，懷念故國、悲歌當哭的孤臣心態(tài)，壯心消退、放逐行跡的隱士心態(tài)和牽念故鄉(xiāng)、心屬故地的游子心態(tài)，這數種心態(tài)都與明清易代的歷史巨變緊密聯系，就像是“國變”之后躲不過的“宿命”，成為一代士人深深的生命印記。從清初遺民詩創(chuàng)作的審美情趣與心態(tài)寄蓄來看，出于時代感應與人品仰慕，清初遺民詩人宗杜學陶者甚多，在宗杜學陶的同時，不少詩人仍以屈原為效法對象，詩風深受《離騷》浸染。另外，清初宗宋詩風的形成與當時不少遺民故老的鼓揚有關，而且真正把宋詩推向與唐詩相對等地位的是遺民詩人黃宗羲。當然，清初宗宋風尚的形成，原因甚多，但民族情感的轉注當為主因，明清易代當為契機。在眾多的遺民詩人中，我們選取歸莊和徐枋為代表，從歸莊和徐枋的生平與作品中透視遺民詩人的心態(tài)、品味其文化品格及詩風變遷。

清初“貳臣”是一個與“遺民”相對應的概念。李自成起義軍攻占北京和清軍入關之后，中國歷史上出現了空前龐大的貳臣群體。第一個貳臣群體是投降李自成的明朝官員。據顧炎武《明季實錄》卷一載，李自成進京之后，投降起義軍的明朝官員有九十八人，著名的有龔鼎孳、熊文舉、方拱乾、陳名夏、金之俊、曹溶、周鐘、宋之繩、梁清標、張縉彥等。第二個貳臣群體是投降清朝政權的京師官員。清軍入關之后，攝政王多爾袞對前明官員和曾出任偽官的人既往不咎，一體收錄。那些曾經投降李自成的文士大多投降了清朝，作了雙料“貳臣”。第三個貳臣群體是投降清朝的南明官員。弘光二年（1645），豫親王多鐸率兵攻破揚州，進逼南京，趙之龍、錢謙益、王鐸、阮大鋮等南明官員投降清軍。第四個貳臣群體是清朝定鼎之后出仕新朝的漢族士人。清軍入關后不斷用懷柔政策拉攏漢族士人，許多士人在清廷的威逼利誘下出仕新朝，大江南北被征聘入朝或參加科考的士人紛紛道途，著名者有王崇簡、周亮工、李雯、宋征輿、陳之遴、韓詩、張恂、吳偉業(yè)、侯方域等。清初貳臣群體人數眾多，成分復雜，出仕新朝的原因也不盡相同，因此當時和后世的評價也頗不一致。一些為了貪圖富貴，腆顏事敵，為虎作倀的卑劣士人如周鐘、孫之獬、陳之遴、阮大鋮等受到了歷史的唾棄。但像曹溶、龔鼎孳、錢謙益、周亮工等人雖然曾為貳臣，但是在入清之后，曾經為朝廷和百姓做了許多好事，贏得了不少士人的理解、同情和贊賞。清初貳臣的處境頗為尷尬，其心態(tài)也非常復雜。由于他們背離了“忠臣不事二主”的正統(tǒng)道德觀念，成為真正的“兩截人”，備受道德和良心的譴責，不少人為自己不能一死殉國而終身愧悔。這種深深的愧悔和自責折磨著清初貳臣詩人的靈魂，使他們后半生內心不得安寧。錢謙益的降清、反清，吳偉業(yè)的懺悔，龔鼎孳的自我救贖，都是他們復雜的仕宦道路和貳臣心態(tài)的真實表現，對于其詩學理論和詩歌創(chuàng)作都有深遠的影響。他們的詩歌題材多樣、內容豐富、情感沉郁，不僅表現了自己艱難的人生經歷和痛苦的貳臣處境，而且寄寓了深沉的滄桑之感和黍離之悲，具有特殊的認識價值和審美價值。

當遺民詩人、貳臣詩人活躍在清初詩壇的同時，國朝詩人也成長起來了。遺民詩人和貳臣詩人是特定時代的產物，隨著時間的推移、時代的轉換，很快被國朝詩人所替代。當國朝詩人登上歷史舞臺后，他們以更大的規(guī)模，更為廣闊的詩學視野，獨具時代特征的詩人心態(tài)，引導清代初年的詩歌走向。相較而言，國朝詩人的數量更多，這從清初人編選的清初詩集中可以看出，也可從“金臺十子”、“江左十五子”和“國朝六家”等詩群并稱中體會到�！皣�朝六家”是清初國朝詩人群體的代表。施閏章、宋琬、朱彝尊、王士禛、查慎行和趙執(zhí)信，他們都是在由明入清詩人中崛起并形成了廣泛社會影響的“國朝”詩人。乾隆三十二年（1767）劉執(zhí)玉（1709~1776）選輯六人詩歌編成《國朝六家詩鈔》，標志著這個詩歌集團的正式確立�！皣�朝六家”由此詩選而名揚后世。六家中以“南施北宋”“南朱北王”詩歌成就較高，又合稱“國朝四大家”�！澳喜楸壁w”的詩歌成就和影響雖較前四位遜色，但也有各自的特色，對清初詩風走向影響巨大�！皣�朝六家”的出現是清初“國朝”詩人不斷涌現的必然結果，代表著清初“國朝”詩人的最高成就，他們的心態(tài)與詩歌理論和創(chuàng)作與遺民或貳臣作家有顯著不同，這反映了清初詩歌的走向，對清中期詩歌的發(fā)展產生了重要的影響。明清易代的滄桑巨變和重大歷史事件也在國朝詩人心中烙下了深深的印痕，影響了詩人的心路歷程和詩歌創(chuàng)作，施閏章、朱彝尊、查慎行等人的心路歷程和詩風演變是清初國朝詩人的典型代表。

三是文學社團的興衰嬗變與詩風流變。明清之際的黨社運動在我國歷史上是空前絕后的，它既是一個政治事件，也是一種文化現象，同時，又是一個突出文學現象，這一現象的出現與當時的政治氣候、學術環(huán)境和文化土壤密不可分。晚明時局危難，士人們?yōu)榫韧鰣D存集聚在一起，試圖以清議的力量左右朝政，力挽狂瀾，形成上黨下社、朝野呼應的局面，一場劇烈的黨社運動如春潮涌動，震撼著風雨飄搖的晚明政壇，同時，也帶動著學術思想和文藝思潮的激蕩。倡導個性解放的陽明心學的興起，如平地驚雷，沖擊著程朱理學的正統(tǒng)地位，在其影響下，公安派、竟陵派通過頻繁的結社活動，使性靈詩潮風行天下。然而，心學末流卻將陸王之學帶入狂禪的泥淖，非禮非孔，混淆是非，而被認為是心髓之毒、天下大亂的源頭，從而招來以東林黨人為首的有志之士的口誅筆伐，與此相應，性靈詩潮風流云散。東林黨人主張以尊經復古來救亡圖存，因此，作為其流亞的復社、幾社等政治性社團皆以文學復古來應和其救世主張，復古之風遂為明季之主流。在轟轟烈烈的黨社運動中，社稷陵替，文人面對著進退出處的兩難抉擇，心態(tài)也發(fā)生了復雜微妙的變化。一部分文人繼續(xù)以結社報團取暖，過著縱情適意、詩酒逍遙的名士生活；一部分文人則以結社為名，聯屬同志，志在恢復大業(yè)；還有一部分文人報道固窮，恥仕新朝，以結社砥礪氣節(jié)；當然也有一些變節(jié)降清的文人，在結社雅集中自我檢討，借他人酒杯澆胸中塊壘。他們心態(tài)的變化一一流露于詩，導致明清之際詩歌的主題和風格呈現出鮮明的時代特色，抒發(fā)愛國之情和亡國之悲成為這一時期詩歌的主旋律；在號召以學術救天下的實學思潮的影響下，經世之風成為詩壇的主流，詩歌向著風雅傳統(tǒng)復歸。

四是明清之際的詩學批評與詩風新變。詩學及詩學批評標志和引導著詩風新變及詩歌走向。晚明時期，針對前后七子的“復古擬古”之風，無論是文學創(chuàng)作還是文學批評中，都出現了一種追求個性解放的趨勢，公安派、竟陵派均主張不為古人古法所拘囿，發(fā)揮獨創(chuàng)精神，重視自我價值，肯定自由意識。但是，追求太過導致其流于俚俗、淺露、纖弱，而這種弊端在明清易代之際顯露無遺，缺乏深厚社會內容的文學作品已不能適應當時社會的需要，已不能滿足當時現實意識和理性精神強烈的詩人的需要。因而，當時的詩論家大多是在批判與反思明代詩壇的基礎上進行詩學批評的，由此進而提出了適應時代精神的詩學理論主張，出現了新的趨向，詩歌風格也發(fā)生了很大的變化。受經世致用的影響，詩歌更加注重學問，更加強調反映社會現實的作用；受“詩史”精神的影響，詩歌的敘事意識逐漸增強；受社會環(huán)境的影響，詩歌更多抒發(fā)“社會之情”；受民族氣節(jié)的影響，詩歌更加注重詩人的人格氣節(jié)；受“真情”之說的影響，儒家詩教傳統(tǒng)得以引申與擴展。另外，一些詩學問題在此時期尤為凸顯，比較突出者如唐宋詩之爭，顧炎武、朱彝尊、李因篤力主唐音，黃宗羲、呂留良、吳之振提倡宋詩，唐宋詩之爭，實質上包含著明清易代之際深厚的歷史文化意蘊。

通過以上四個部分六章的討論，我們認為：第一，晚明社會思潮、文藝思想嚴重影響了詩人心態(tài)和詩風走向；第二，明清易代的重大歷史事件深刻地激蕩著詩人的心靈，出現了沉痛反思明朝覆亡的作品及詩論方面力重真情、尚務實際的新因素；第三，清初社會、政治對詩人心態(tài)的摧折，使詩歌創(chuàng)作的思想內容與藝術特色均異于晚明，導致了文學創(chuàng)作與詩學理論的新變，促使該時期詩歌的轉型；第四，敘事詩的繁榮與新變。文學是社會生活的客觀反映，“明清之際”這樣一個風云變幻的特殊時代陶鑄了一批詩史英才，也涌現出豐富多彩的歷史事件與人物。由于朝代更迭等歷史因素的重大刺激，后者無疑成了前者熱衷歌吟的對象和寄寓易代之悲與興亡之感的心靈載體，這促使了該歷史時段敘事詩的繁榮，并與此前或此后的敘事詩相比蘊含著巨大的新變。

三  成果的主要價值

該成果將從歷史文化學、文化心理學和文藝生態(tài)學角度切入明清之際詩歌研究，首先，在方法上是一種革新。原有的明清詩歌研究主要從社會學視角，多以時間為序依次介紹作家作品。這種研究對于作家作品和文學現象賴以產生的歷史文化氛圍、作家人格與創(chuàng)作心態(tài)的成因、文學特質的內在聯系、文學傳播與接受的途徑與效果等均缺乏深入的揭示。而歷史文化學、文化心理學和文藝生態(tài)學批評方法的引入，則使這些復雜的文學現象的學術解釋獲得新的深度。其次，這一課題的完成既可夯實明末清初這一歷史時段詩歌研究的基礎，還使一些極具文化質地與特征的文學現象得到縱深的開掘與全面探究。最后，這一研究還可拓寬古代文學的研究領域，豐富古代文學研究方法，開闊古代文學研究者的視野，對古代文學學科建設將起到積極的推動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