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末，一大批“睜眼看世界”的先賢潛心譯述，以西學開化民智，探索著中國現(xiàn)代化之路。梁啟超等人通過日文翻譯西學，而林紓借他人口譯的協(xié)助從事譯介活動。相比之下，作為能直接閱讀西方著作的嚴復，其譯介活動展現(xiàn)出獨特的意義，是考察近代中西語言交流碰撞中種種糾葛的最佳樣本。

　　“不得已”的譯述工具

　　嚴復采用本土的文言譯介西學，雅訓的古文筆法使其譯著充分體現(xiàn)出“古文學”性。馮友蘭在《中國哲學簡史》中指出，在嚴復的翻譯實踐中，“現(xiàn)代英文卻變成了最典雅的古文，讀起來像讀《墨子》、《荀子》一樣。中國人有個傳統(tǒng)是敬重好文章。嚴復那時的人更有這樣的迷信，就是任何思想，只要能用古文表達出來，這個事實本身就像中國經典的本身一樣地有價值�！边@也是嚴復受到桐城大家吳汝綸及其時士大夫推崇的原因。

　　不過，吳汝綸雖對嚴譯《天演論》推崇有加，但對古雅的譯筆能否為熱衷于時文、公牘與小說的士人接受有所擔憂。他在《天演論》序言中說：“凡為書必與其時之學者相入，而后其效明，今學者方以時文、公牘、說部為學，而嚴子乃欲進以可久之詞，與晚周諸子相上下之書，吾懼其舛馳而不相入也�！眳侨昃]并未明說嚴復以文言從事翻譯是一種缺陷，但“凡為書必與其時之學者相入，而后其效明”的觀點，已指出文字運用與思想普及之關系，而在這方面，嚴復所用的“與晚周諸子相上下”的古文，即使在士人圈內也有其局限性。梁啟超夸贊嚴譯《原富》具有“誠得斯本矣”的“按諸古義，達諸今理，往往精當不易”的譯文，但指出嚴復的譯筆太過淵雅，刻意模仿先秦文體，而致使其所譯的內容“學理邃賾”。在梁啟超看來，嚴復一向引以自傲的淵雅的文筆，使其所宣傳的“文明思想”不易為一般的“學僮”或“國民”了解。在《關于翻譯的通信》中，魯迅也對嚴復過雅的譯筆提出了批評：“最好懂的自然是《天演論》，桐城氣息十足，連字的平仄也都留心，搖頭晃腦的讀起來，真是音調鏗鏘，使人不自覺其頭暈�！备邓鼓暝凇对鯓幼霭自捨摹芬晃闹袑�嚴復的譯筆則是不屑一顧：“嚴幾道翻譯西洋書用子書的筆法，策論的筆法，八股的筆法……替外國學者穿中國學究衣服，真可說是把我之短補人之長�！�

　　不過，在胡適看來，嚴譯筆法“都是當日的實情，當時自然不便用白話；若用白話，便沒有人讀了。八股式的文章更不適用。所以嚴復譯書的文體，是當日不得已的辦法�！�…嚴復的英文與古中文的程度都很高，他又很用心，不肯茍且，故雖用一種死文字，還能勉強做一個‘達’字”。

　　重“雅”而失“信”與“達”

　　嚴復一直標舉“信達雅”的翻譯原則與實踐，但是，嚴復的翻譯是否符合他所力倡的“達”這一翻譯標準呢？

　　奧地利學者田默迪曾對嚴譯《天演論》第一章的中英文逐字逐句地對比研究，發(fā)現(xiàn)原文與譯文二者間存在文本形式上的不同。就敘述視角來說，在赫胥黎原書中，敘述與討論思想的人都是原作者（第一人稱），但在譯本中，嚴復卻將自己作為敘述的主體來描寫赫胥黎的觀念（第三人稱寫作），并改變了原文的語句與結構。田默迪未進一步探討這種人稱改變的情況，在筆者看來，其恰恰呈現(xiàn)出嚴復在中國傳統(tǒng)文化影響下翻譯西方文本的事實。

　　眾所周知，史傳傳統(tǒng)在中國影響久遠。史官文化以尚實為要旨，“不虛美，不隱惡”的實錄精神，是對史家的最高要求。因此，信史成為史家的最高追求。為了這種“信”，史家甚至不惜以生命為代價。春秋戰(zhàn)國時期，齊太史三兄弟不避權貴而舍生實錄“崔杼弒其君”；晉董狐也因秉筆直書“趙盾弒其君”而受到后人的大力推崇。無論是編年體還是紀傳體，史傳都是單一的全知敘事的第三人稱敘事。這種追真崇信的史傳傳統(tǒng)直接影響了中國古典小說。縱觀中國古典小說史，第三人稱敘事長期處于壟斷地位。就文言小說來講，只有唐傳奇與《聊齋志異》中出現(xiàn)了為數(shù)不多的第一人稱敘事小說。而就白話小說來看，第一人稱敘事在宋元話本、明清章回小說中更是無跡可尋。再加之受到以克制個體為特征的儒家倫理文化的影響，在中國古典小說中第一人稱敘事基本處于缺席狀態(tài)，第三人稱敘事則一枝獨秀。真正意義上的第一人稱敘事，是在近代受西方小說技巧影響的白話小說中才得以出現(xiàn)的。第一人稱敘事的小說臻于成熟，則在新文化運動之后。嚴復在翻譯《天演論》時將第一人稱敘事改譯成第三人稱敘事，一方面說明其并未在翻譯中真正貫徹 “信達雅”的翻譯原則，另一方面也顯示其在文言傳統(tǒng)的影響下不自覺地進行著以“中”譯“西”。

　　在翻譯實踐中，嚴復認識到西方語言與本土語言在心理結構、思維方式、文化傳統(tǒng)等方面有所隔閡，這使得兩種語言間的“等值”翻譯根本不可能實現(xiàn)。因此，嚴復為了使國人易于了解，常以人們熟悉的詞匯和典故翻譯西洋的一些專有名詞或故事。嚴復采用了“達恉”式的翻譯方法，顛倒、附益、同化、解構，對西方語言進行了中式改造，一如吳汝綸、錢鍾書所批評的“易洋典為漢典”。此類例子在嚴復的譯著中比比皆是。

　　總之，嚴譯《天演論》一書并不是直譯，也不是意譯，而是將翻譯、評述結合在一起的創(chuàng)作，因此所營造出的文字氣氛與原著大不相同，可以說是偏重“雅”而喪失了“信”與“達”。對此，瞿秋白的批評可謂一針見血：“譯須信雅達，文必夏殷周。其實，他是用一個‘雅’字打消了‘信’和‘達’�！�

　　中西語言差異下的“力不從心”

　　嚴復在翻譯中注意到，“精理微言，用漢以前字法句法，則為達易；用近世利俗文字，則求達難�！本土簡⒊瑢Α对�富》中譯本的批評，嚴復辯解道，文字是表達思想與情感的工具，“理之精者不能載以粗獷之詞，而情之正者不可達以鄙俗之氣”。嚴復明確強調，自己翻譯的學理邃賾之書，所期望的讀者不是梁啟超所指的一般學僮，而是熟讀古書的士人。由此，他采用了“漢以前字法句法”表達“精理微言”的古文，而決不采用“蜉蝣日暮之已化”之類的通俗白話文。在《與新民叢報論所譯原富書》中，嚴復甚至偏執(zhí)地認為，如果只為了方便“市井鄉(xiāng)僻之不學”而采“近俗之辭”，是對中國文字處以“凌遲之刑”。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樣的語言選擇與受眾期望，與嚴復一向主張的“開民智”形成一種悖論。

　　其實，嚴復以文言翻譯西方著作，本身就存在問題。張君勱認為：“以古今習用之說，譯西方科學中之義理，故文字雖美，而義轉歧”；“嚴氏譯文，好以中國舊觀念，譯西洋新思想，故失科學家字義明確之精神”。在《天演論·譯例言》中，嚴復也感慨地說：“新理踵出，名目紛繁，索之中文，渺不可得，即有牽合，終嫌參差，譯者遇此，獨有自具衡量，即義定名�！痹凇墩撔聦W語之輸入》中，王國維批評嚴復對待外來新詞匯的態(tài)度說：“造語之工者固多，而其不當者亦復不少”，“又西洋之新名，往往喜以不適當之古語表之”。這在由穆勒著On Liberty譯成的《群己權界論》一書中可以看出。嚴復在翻譯中多有舛誤之處，包括：一是將本來意義精確的詞譯為意義模糊的詞；二是忽略或誤會邏輯語匯與邏輯推理的關聯(lián)性；三是將中立的語匯譯為具有價值判斷的語匯。將liberty譯成“自繇”即是一例。在嚴復看來，西文的liberty或freedom其實是較具體的，而中文的“自繇”一詞也是較具體的，用其比用抽象的“自由”翻譯liberty或freedom更為恰當。

　　嚴復翻譯中的闕誤與不盡如人意之處，本身就有中西兩種不同的語言體系間存在深刻矛盾的原因。古漢語是詩性的語言，模糊而籠統(tǒng)，在反映事物的細致與精確性上顯然弱于英語；古漢語強調意合、感性而寫意，在邏輯推理及理性思維方面也難異于英語。最重要的是，語言工具論及“文以載道”的傳統(tǒng)意識，使嚴復的譯介活動不能不表現(xiàn)出一種“力不從心”的狀態(tài)。因此，所謂的誤讀、偏謬和詞不達意等都在所難免。但在客觀上，我們也看到，正是這種以文言翻譯西學的力不從心以及勉力為之，為古漢語向現(xiàn)代漢語的遞變打開了缺口。其后，伴隨著時局的發(fā)展，大量譯介活動得以進行，在外來新詞語的輸入與影響下，文言的權威性被一步步地侵蝕，漢語現(xiàn)代化漸露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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